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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仙舟(1878-1927):​探索合作运动之路,奠基复旦商科发展

  发布日期:2022-11-23  浏览次数:

薛仙舟(1878-1927),广东香山(今中山)人,银行家,中国合作运动的创始人,被誉为“中国合作运动之父”。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法科,曾留学美、德,专攻经济学;1914年起在复旦任教,宣传合作主义;1919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;1920年起指导早期中国合作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《平民》周刊;1927年6月起草中国合作运动纲领性文件《中国合作化方案》;同年9月意外去世,时年49岁。

透过薛仙舟先生的传奇生平,

可以透视到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早期研究的发展轨迹。

“先生是激进革命党人也”“先生是温和社会改革家也”“先生是理论经济学家也”“先生是致力推行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也”“先生是伟大金融家也”“先生是宽宏大度政治家也”“先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育家也”,曾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曾在纪念薛仙舟百年诞辰之时撰文《大哉薛仙舟师,吾无能名焉》,其间一连七个排比句,勾勒出薛仙舟先生的多样身份和传奇人生。而透过薛仙舟先生的传奇生平,可以透视到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早期研究的发展轨迹。

动荡时局下,走上合作救国路

晚清末年,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,康梁一派掀起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。薛仙舟的青少年时代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。

受康梁改良思潮影响,薛仙舟在校内带头讲求时务,主张改革,成为学生领袖。北洋大学肄业后,薛仙舟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,与江为善密谋在惠州各县发动起义,因消息泄露而被捕。庭审时他镇定自若,侃侃而谈,自称是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门生。主审县令不敢将其定罪,劝勉一番后予以释放。1901年,唐绍仪任天津海关道,选派薛仙舟官费出国,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。其后,唐绍仪因公赴美,薛仙舟向其提出转学深造,随即获允,转赴德国柏林帝国大学专攻银行经济。

薛仙舟格外珍惜这次机会,在留学期间,抓紧时间深入观察、研究欧美社会经济状况,寻找救国救民之路。薛仙舟在课余时间走访粤籍移民后裔,从中接触到大量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、民族歧视的社会现象,逐渐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痛恨。

到德国后,薛仙舟则获得了更大启发。彼时,“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”的合作主义正在兴起,而德国正是合作主义的发源地,有着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坚实的实践基础。在德国留学期间,薛仙舟听讲座、做研究,对德国的合作经济进行了深入考察。在他看来,合作主义主张民众的联合与合作,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关系,通过和平的改良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,因而具有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双重功能。从此,薛仙舟放弃了早年坚持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,开始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经济制度对社会进行和平改造,成为一名温和的合作主义者。

1927年6月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,薛仙舟应陈果夫请求,起草了《中国合作化方案》。方案以实现全国合作共和为宗旨,系统阐述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合作运动的理念,并提出合作执行部门(全国合作社)、合作教育部门(合作训练院)、合作金融部门(全国合作银行)三足鼎立的合作化构想,集中体现了薛仙舟“以合作救中国,以合作治中国”政治主张。

这一文件集中展示着薛仙舟一生研究与实践的结晶,亦成为了中国合作运动的纲领性文件。

身处复旦间,推动学科速发展

薛仙舟和复旦的故事始于1914年,彼时应复旦公学(复旦大学前身)校长李登辉的邀请,薛仙舟来到复旦任教,讲授德文、公民、经济等课程。

1917年,复旦决定以经济学为立校特色,又根据上海工商业发达的实际情况,创设商科。商科迅速发展成复旦规模最大、实力最强的学科,也成为薛仙舟宣传合作思想、培养合作人才的基地。

新文化运动期间,合作思想随着其他新思潮一起涌入中国,首先在知识分子及商界内得到广泛传播。为了进一步推广合作制度,1918年,薛先舟专程赴美搜集大量合作制资料,以此作为教学和实践的理论基础。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学以致用,在实践中更深层地认识、推广合作制度。

1919年10月,薛仙舟联合部分复旦师生,自筹资金,创办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—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(简称合作银行),并任首任行长。这是中国最早的合作金融组织,也是我国早期合作运动重要成果之一。在“以合作精神发展国民经济、补助小资本营业”理念的引导下,合作银行开设了公积金,实行储蓄存户与股东均分红利。在校方的支持下,时任副行长的复旦学生卞燕侯曾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,为经营银行积累经验。由于较好地与社会相结合,银行经营时间长达十余年,而同期其他院校组办的合作社大多仅能生存两年。随着银行业务的展开,合作思想对复旦学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。应学生要求,学校创办了“合作食堂”,由同学管理全校膳食。

1920年,复旦学生李荣祥、黄华表、毛飞等组织“《平民》周刊社”,发行《平民》周刊。1922年“《平民》周刊社”更名为“平民学社”。学生们深受新文化狂澜的洗礼,沉醉于各种救亡思想的激烈交锋,同时又深感新文化运动脱离民众,因此发行周刊,希望以此教育平民,唤醒民众的觉悟。不久学生们就发现,为生计奔波的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大声疾呼无动于衷,《平民》周刊发行寥寥。

薛仙舟的到来改变了平民学社。他建议学社以研究合作社思想为中心,宣传能使工农大众受益的合作运动,并把留学欧美期间收集的合作书籍和资料交给学社成员翻译发表,使学生们深受鼓舞。从第五期开始,《平民》周刊成为以研究宣传合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刊物,开始进行有组织、有计划的合作思想宣传工作。此后,平民学社还与国际合作联盟建立联系,将中国的合作事业介绍给世界各国,成为中国合作事业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。

转型后的《平民》吸引了包括国共两党早期领袖在内的众多思想活跃的青年,因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。旅日学习合作思想的共产党早期领袖于树德,在《平民》上发表了《日本新创立的一个“消费合作社”》等文章。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也为《平民》写过稿。《平民》引起大众的关注,发行量猛增。办刊四年间,学社共发表了800余篇有关合作主义的文章,其中约600篇为译文,200多篇为学生和投稿人自己撰写。

至今,复旦大学校史馆仍有一个被人牢记的曾用名—“仙舟图书馆”。薛仙舟先生逝世后,复旦大学特意将新扩建的图书馆命名为“仙舟图书馆”,以示永久纪念。斯人已逝,精神长存。


文∣ 马雪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