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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弘(1900-1988):大家精诚,无限热爱

  发布日期:2022-11-23  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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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弘(1900-1988),著名经济学教授,长期从事于凯恩斯经济学说研究。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,1937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半岛·体育bob官方网站攻读硕士研究生,1939年归国后任湖南大学、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、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,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。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、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顾问等职。著作有《现代货币学》《凯恩斯的就业、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》《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说批判》等。

樊弘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、

对凯恩斯理论的科学批判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。

学术精进

《现代货币学》是1946年樊弘于复旦大学任教时所著,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在自序中,樊弘谦逊地表示,书中的学说没有一点是自己发明的,他仅仅是把罗伯逊、凯恩斯、林达尔、马克思等人的“货币学说重新加以条理而已”。

樊弘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、对凯恩斯理论的科学批判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。这与其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。

1937年,樊弘在胡适的引荐下,前往陈岱孙处申请“庚子赔款”赴英研究奖学金。在胡适担保、蒋梦麟亲笔信推荐的情况下,他如愿申请资助,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,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·多布。

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,樊弘深入比较了马克思《资本论》和凯恩斯刚刚发表不久的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,撰写了《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、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》一文。

该文于1939年10月发表于英国的《经济研究评论》第7卷第1期,引起英国学界重视。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对凯恩斯和马克思进行比较的文章,樊弘在文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贡献,提出凯恩斯是以另一套术语讨论了马克思业已表达的观点。他认为凯恩斯的研究始终未跳出马克思的“巨掌”,并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将凯恩斯理论混同于马克思理论的见解。

1968年,该文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》所收录。在澳大利亚学者霍华德撰写的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》中,樊弘也因这篇论文成为书中唯一被编入书后索引的中国学者。

樊弘一生发表专著十余本,论文100余篇,涉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,以及政治学、法学、社会学等学科,尤其对马克思、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有精深研究。他于1952年曾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之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,是我国较早应用比较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学者。

与此同时,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,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,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进步之路。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,鼔励学生发表文章,他的一些学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张薰华曾如此评价:“当时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,学术上是大师,政治上支持学运(学生运动),育人上对学生亲切。”彼时,在抗战胜利后,复旦大学迁返上海。樊弘邀请著名学者崔明奇在复旦开设经济数学课程,但仍缺助教。当届经济系毕业班上只有张薰华学过高等数学,于是樊弘推荐其留系任教。

张薰华回忆这段往事,很是感慨:“校方因我积极参加过学运,不予同意。樊老师为此表示,‘留不下来就不当系主任’。”在樊弘的倾力支持下,张薰华毕业留校,任经济系助教。后来,张薰华也成为半岛·体育bob官方网站的知名学者,大家之风,一脉相承。

思想求索

在过去100年前的中国,许多像樊弘这样的知识分子,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艰苦摸索,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,有的还因此加入了革命队伍,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奋勇前行。

据樊弘的《苦闷与得救》一文,樊弘思想的重大转折,酝酿于其在复旦大学任教、担任经济系主任的时期。

樊弘在为《两条路》一书所写的代序《苦闷与得救》中,开宗明义地写道:“近些年来,在精神生活的旅途中,曾碰着了许多次的向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,在实际上不能实践的困难。在困难发生,几经奋斗,而不得解决之际,心理上曾出现了无限的冲突与矛盾。”

他叙述了自己由信奉墨翟利他主义而终于觉悟“其不足以治世”,“信佛但觉空无所依”,转而“信孔亦无所得”。多年以后,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北碚复旦校址,一次因敌人空袭,樊弘不得已上至峨眉山稍作避难,“行到半山之上,人居破庙,赁屋读书,治微积分”。在一个夜晚,他突然感到“灵机忽发生作用”,认识到“支配人生的力量原来即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”。在他看来,这一观点恰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合流,最终他也因此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,在实践中熔铸自己坚定的思想信念。

同时,在抗战烽火中,他看到了无数人民的英勇牺牲,也看到了国民党政府严重腐败、独裁统治的问题。他坚持认为,不能希望国民党政府像虎狼一样“自行拔去爪牙,给予人民民主”,必须通过人民起来斗争,“以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手段予以解决”。

抗战结束后,他前往北平,以一个著名的民主教授身份,在政治上的表现空前活跃。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,并积极支持民主学生运动,配合地下党员将进步青年送往解放区。据其子樊平回忆,樊弘经常参与民主集会,慷慨陈词,满怀希望地呼唤一个崭新的民主政府的诞生。

曾有人向其夫人表示,担忧樊弘会像闻一多先生一样被暗杀。也有人当面劝告他前往解放区避风头,但他拒不前往,说“学生们需要教授的支持”,追求民主的信念不会因生死而改变。时人将他与许德珩、袁翰青并称为“民主三教授”。

1949年,樊弘在北京饭店受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同志接见。同年10月1日,他以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身份,登上天安门城楼,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。

在纪念樊弘从事教学55周年的大会上,樊弘曾这样强调:“只要一息尚存,就努力去攻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顽固堡垒,攀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珠穆朗玛峰!”

1988年4月18日,樊弘教授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。樊弘教授的告别仪式结束后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悼文,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。这位历经风雨动荡的大家,怀抱着无限的精诚与热忱,将一生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经济、民主奋斗事业。


文∣ 李大武